2008，中國教育的深刻反思

2008，讓我們終身難忘，讓我們不斷思索。

　　這一年，我們經歷了慘烈的汶川大地震，數萬同胞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然而，災難在帶來苦痛的同時，也能換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能喚起我們對一些重要問題的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不幸都有其積極的含義。
　　這一年，我們成功舉辦了“無與倫比”的北京奧運會，中華民族歷經百年，終圓奧運夢想。
　　然而，要實現奧運之夢背后的強國之夢，還需要幾代中國人的努力。
　　發展無窮期，奮進不言止。整個國家如此，教育事業更是如此。
　　近年來，中國教育的迅速崛起令世界矚目。截至2007年底，我國在98．5％的縣、99．3％的人口中實現了九年義務教育。別的國家用50年甚至100年才做成的事，我們只用了20年就辦到了。
　　然而，距離“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戰略目標，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這需要我們少一點驕矜之氣，多一些憂患之心，更加理性地反思既往，走向未來。

    在現實中有多大勇氣，取決于制度設計有多大的合理性

　　在汶川大地震中，有一所距離北川縣城僅8公里的希望小學，因其堅固不倒的教學樓而聞名全國。學校周邊已成瓦礫，而這座樓僅在交接處有兩條細細的裂縫，整棟樓稍有傾斜。
　　這棟“史上最牛的希望小學”，是怎樣建成的呢?
　　當初的督建者說：“我們只是按圖施工，老老實實地蓋了這個學校。”為了保證建筑質量，工程監理人員多次大著嗓門跟稍有懈怠的施工方急眼。他們堅持，1根柱子里面有10根鋼筋，1根也不許少；沙子、水泥和碎石的比例以及水泥的標號、用量，都必須符合規定。
　　正是他們的堅持，讓這座平日里不起眼的樓房在8級地震中得以保全，483名學生和28名教師得以逃生。
　　無獨有偶。當浙江名校——杭州二中校長葉翠微被人問及辦學秘訣時，他說：“我們只是選擇平靜地對待學生，老老實實把學校辦成最本色的學校，真正為學生的可持續發展服務。”這所學校沒有周末和晚自習的補課，沒有瘋狂的強化訓練，學生有充分的時間鍛煉身體、接觸社會、發展自己的愛好。
　　盡管蓋樓和辦學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他們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老老實實”。
　　然而通常來說，老老實實做事，在短期內、從表面上是看不到效益的。比如：“老老實實”蓋樓，樓房不見得會豪華漂亮，一場偶然的地震才讓我們發現了它的價值；“老老實實”培養學生，學生也不見得會在校長任期內掙回更多的“臉面”，至于他能不能一輩子持續健康發展，則需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光來檢驗。
　　那么，我們是否有這樣的勇氣，能夠放下眼前的功利，老老實實地、默默地去做那些可能長期見不到效益的事情?
　　這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需要在內心回答的問題。
　　我們說，教育工作由于其特殊性，所以最不能急功近利。但是，為什么還有那么多學校為了讓學生在短期內快出成績、出好成績，而做出一些浮躁的、有損學生身心健康和長遠發展的事情呢?
　　一些批評者把矛頭直指校長和教師們的職業道德水平。這顯然不公平，也分明與事無補。事實上，當一個問題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時，必然有其深刻的制度原因。
　　其中的癥結，究竟在何處呢?
　　為人師者，并非“不食人間煙火”的圣人，他們也有自己的切身利益。應該說，他們在現實中能有多大勇氣，更多取決于制度設計有多大的合理性。而當前最為根本的癥結就在于，相關制度沒有使校長和教師的切身利益同其促進學生長遠發展的實績緊密關聯起來。①
　　因此，與單純指責和口頭呼吁相比，通過制度的改造和創新來解決問題，無疑更加明智和可行。
　　2008年，從中央到地方，相繼推出不少新制度、新舉措，旨在鼓勵學校從看不到效益的地方人手，切實為學生的可持續發展服務。在此，僅舉兩個例子。
　　9月4日，教育部印發《中小學學生近視眼防控工作方案》，具體措施包括：加強采光照明，切實減輕課業負擔，保證學生睡眠時間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方案要求將學生近視眼發病率控制情況納入專項督導檢查，并作為班主任、任課老師以及學校各相關部門年終考核、評優評先的依據之一。
　　(此舉的相關背景：2005年，全國學生視力不良檢出率為：小學生31．67％，初中生58．07％，高中生76．02％，形勢非常嚴峻。)
　　9月22日，教育部、國家體育總局、團中央聯合發出通知，決定在全國學生中開展冬季長跑活動，以有效提高學生體質特別是耐力素質水平，磨煉其意志品質。該項活動開展得好的政府單位、學校和學生將受到表彰。其中對于學生的表彰，將記人中小學生成長記錄、素質報告書或檔案。
　　(此舉的相關背景：在過去的20年中，我國青少年肺活量、速度、力量等體能素質持續下降，超重及肥胖檢出率持續上升。在城市男生中，肥胖和超重者已達1／4。)
　　動用制度的力量，可以讓看不到效益的工作成為大家追求的目標。
　　當前教育中存在的許多問題，是長期積累的結果。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勇氣和膽識，更需要導向正確、設計合理的制度，以及長期的、一點一滴的艱苦努力。

    明辨之路是爭論，而非順從

　　10月13日晚，隨著最后一個獎項的公布，2008年度諾貝爾獎全部揭曉。
　　在獲獎名單中，我們發現了4位日本人，分別在物理和化學領域憑借創新性的重大成就而獲獎。他們是：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機構名譽教授小林誠、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益川敏英，以及美籍日裔科學家南部陽一郎和下村修。而后面的兩位，雖然已加入美國籍，卻都在日本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他們分別在東京大學和名古屋大學獲得其博士學位。
　　至此，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已經有16位日本人留下了他們的名字。
　　這個東亞鄰居的諾獎成績單，更加劇了我們的焦慮：自該獎1901年頒發始，共有6位華人獲獎，卻無一人是中國本土科學家，或者在中國大陸接受過完整的教育。
　　站在新世紀的起點上，懷著大國崛起的夢想，我們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渴望大批創新人才的涌現!目前，我國人均GDP已超過2000美元。這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意味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意味著維持了20多年的低成本優勢正逐漸削弱。這就需要我們通過創新來形成新的競爭優勢。②
　　在今年10月22日召開的“著名大學中學校長峰會”上，“創新人才的選拔和培養”成為校長們熱議的話題。
　　北京大學附中校長康健激動地發問：“正如同研究沙漠的專家日益增多、專著汗牛充棟，而沙漠卻一天天在擴大一樣，為什么研究創新人才培養的人越來越多，而我們培養的學生卻始終缺乏創新能力?”
　　教育是一門科學，更是一種藝術，絕不能用固定的公式推導出必然的結論。多年來，我們總試圖找到一種多快好省的方法，批量、迅速地培養人才，但事實證明，人才的培養，尤其是創新人才的培養，遠遠沒有那么簡單。
　　清華大學附中校長王殿軍說：“就培養創新人才來說，我們真正缺乏的是環境，是空間。”他認為，在目前“唯書、唯上、唯分數”的整體氛圍下，孩子們除了聽課、做作業、應付考試，幾乎沒有什么自由支配的時間，談何個性發展?談何創新素質培養?
　　他的觀點，與香港中文大學徐揚生院士不謀而合。
　　徐院士曾面試過很多來自內地的學生，讓他感到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學生一看就是一個好學生，但永遠只是一個好學生而已。“在條條框框的限制下，一切都為了考試，這樣的學生不可能成為一個好的科學家……學生的基本功打得扎實，比較缺少的是讓學生自由發揮個性的空間。”③
　　自由發揮個性的空間，究竟有多么重要?讓我們來看看保羅·狄拉克的故事吧。
　　在物理學中，能量通常用E來表示，質量則用M來表示。“如果在E和M前面都加上一個負號，它們又分別表示什么意思呢?”1928年，年僅26歲的保羅·狄拉克提出這個在經典物理學界看來簡直是“瘋狂”的問題。
　　“于是，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同樣是諾獎獲得者的丁肇中在一次演講中調侃道：“他獲獎這一事件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諾貝爾獎是很容易獲得的；第二，天才和瘋子的差別，有時是很小的”④。
　　一個人的創新之舉，往往就建立在其看似瘋狂的異想天開之上。
　　反觀我們的學生，基礎扎實．循規蹈矩，是不是缺少了一點敢于狂想的勁頭?追根溯源，反思我們的教育，是不是居高臨下的權威和標準答案太多，而基于平等的質疑和獨立思考太少了呢?當學生長期被標準答案壓制的時候，他自由思想的空間，還有多大呢?    曾出過81位諾獎得主的芝加哥大學有句名言：“明辨之路是爭論，而非順從。”給學生一個可以質疑、可以“瘋狂”思想的空間，在教育生活中營造一個可以自由發揮個性的環境和氛圍，實在是遠比總結幾條原則、大搞幾個“工程”更為重要。此外，在基礎教育領域，我們還能做到的，是從小對學生進行思維訓練。不是告訴他們現成的結論，而是教給他們研究的方法。這一點上，美國人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在美國，學生的作業不重結果重過程，重在質疑、分析事物的因果關系。學生從小就養成了到圖書館查閱資料、對筆記和信息進行綜合分析的習慣，學會了用事實闡述自己的觀點，能夠使用工具書和參考資料獨立完成自己的研究計劃。⑤
　　只要學生能夠依據事實材料自圓其說，不論他的結論和觀點看起來多么標新立異、離經叛道，都會受到鼓勵。這種思維訓練雖然不能提高學生的考試成績，但從長遠來看，卻播下了學生進行研究和創新的種子。
　　在此根基之上，才出現了美國高等教育的累累果實：世界知名的200所頂尖高校中，美國占了2／3，并且薈萃了’70％的諾獎得主、30％的工程類論文以及44％經常被引用的論文。
　　有人說，在我國，尊崇權威與經驗、重視知識傳授的教育傳統由來已久，要徹底改變，談何容易。所幸的是，近幾年我們看到，破冰之旅已經啟航。
    今年，江蘇省進入了新課程高考的行列。對于這次高考，一位校長評論說：“江蘇省自主命題充分體現了新課程改革的精神。”他認為，這套試題既體現了多元選擇和學生的個性發展，也非常注重對能力的考查，富有思維含量。⑥
　　新課程高考的導向。正是課程改革的導向。
　　今年秋季，又有山西、江西、河南、新疆等4省區(包括兵團)進入高中新課程。至此，1311萬高中學生加入課改行列，占到全國高中生總數的一半。最遲到2010年，高中新課程將在全國推開。
　　盡管改革的路上充滿艱辛，但是，以人為本、解放學生、發展個性、鼓勵創新的大趨勢不會改變。
　　蘇霍姆林斯基說過：“沒有一個孩子是毫無才能的庸碌之輩。”他們有著各種各樣的興趣和稟賦，每個人的思維、智力和才能都各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只要遇到合適的土壤，每個人都能取得屬于他自己的發展成就。
　　讓我們沿著改革的道路走下去，每走一步，就會離我們的目標更近一步。

    “我們給了學生怎樣的教育?將回饋給家長和社會一個怎樣的公民?”

　　2008年10月27日晚，世界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榮歸母校——西南大學(袁隆平畢業于西南大學前身之西南農業大學)。
　　場面相當壯觀：搖旗子、舉畫像、拉橫幅，學生們冒雨在校門口排了半公里長隊。袁隆平院士現身時，上千人的歡呼響徹校園。在餐廳，有人專門在餐桌正中擺了一個玻璃缸，里面盛滿了大米，缸壁上寫了一句話：“飲水不忘挖井人，吃米不忘袁先牛。”
　　此次榮歸的一個花絮，是首次披露了袁隆平大一下學期期末成績單：英文93分，國文64分，植物學65分，普通化學60分，地質學88分，農業概論88分，氣象學84分，農場實習67分。該成績單清楚地表明，袁隆平的專業成績當時在班上僅列中等。⑦
　　這個事實，再次證明了一個道理：考試成績并不能代表實際能力，更不能預示學生將來的成就。
　　另一方面，那些將考試成績推向極致的高考“狀元”們，其若干年后的作為，也同樣發人深省。據“2007年中國高校杰出校友排行榜”的調查數據，所有的杰出企業家中，沒有一位是高考“狀元”；在學術領域，中國兩院院士、外籍兩院院士、長江學者和“長江學者成就獎”獲獎者中，也沒有高考“狀元”；杰出政治家中，同樣沒有高考“狀元”。
　　有關學者指出，高考“狀元”的發展并沒有社會期望的那么理想，其誕生時的風光與畢業后的落寞，應當引起全社會對教育的反思．．
　　臺灣作家張曉風在送兒子上學的第一天，向學校發出追問：“我，一個母親，向你交出我可愛的小男孩，而你們將還我一個怎樣的人呢?”
　　這位母親的聲音，同社會的、民族的聲音匯聚在一起，在我們耳邊轟然回響。
　　是啊，數以億計的天真爛漫的兒童，帶著純真可愛的笑臉、帶著父母的無限疼愛、帶著民族的未來和希望，蹦蹦跳跳地走進學校，而我們，“給了學生怎樣的教育?將回饋給家長和社會一個怎樣的公民?”⑧
　　這是一位母親的追問，更是國家和民族的追問!
　　剛剛逝去的我國現代遺傳學的奠基人之一、中科院院士談家楨，生前留下這樣一句話：“吾別無所求，終生之計在樹人。希求我的學生以他們的學識服務于社會，貢獻于人類。”
　　如今，大師已遠去，但作為一名教師，他對于教育的眼光和見識，令人仰止。
　　一個人知識的獲得和積累固然重要，但只有當他心懷天下，以社會責任駕馭自己的知識和智慧時，才能在更大的舞臺上一展宏圖。正如袁隆平研究雜交水稻，是起步于“讓所有人遠離饑餓”的愿望。
　　這種責任意識，從孩子起就應該著手培養。
　　近年來，在世界各國的教育中，這是越來越受重視的一件事情。
　　克萊頓是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個高中生。她的SAT(即學術能力評估考試，是世界各國高中生申請美國名校學習及獎學金的重要參考——編者注)拿了1540分，幾乎到頂。她除了學習成績優秀，還是學校越野長跑隊和網球隊的隊員，同時每個月在中學做兩天義工，-并在一家飲料店工作。在假期里，她拿著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掙來的錢跑到秘魯，幫助當地人粉刷學校、收割小麥、清理垃圾。
　　來自紐約州的科恩年僅16歲，她利用暑假時間，跑到非洲的塞內加爾照顧艾滋病患者。4周后，她飛回美國，到耶魯大學參加“青少年艾滋病大會”，并提出了自己的“艾滋病行動計劃”。
　　美國高中生這些令人咋舌的行動，是為了什么?
　　其實這些努力，都是針對名牌大學的要求而做的。同中國一樣，在美國，上名牌大學也有激烈的競爭。但是在美國，服務社會的理念相當盛行，名牌大學招生不僅要看分數，更要看申請者在社區服務方面的創造精神。
　　這個指揮棒，促使富裕家庭的子弟通過參與基層社區實踐、通過了解不同階層人們的生活，把自己變成有責任感的社會精英。⑨
　　在封閉的書齋里，只能培養出柔弱的讀書人，其所謂的成功，不過是一張高分數的成績單。如果他沒有親身經歷過實踐的磨煉與摔打，怎么會產生“以天下為己任”的豪邁情懷?反思我們的責任教育，是不是口頭說教太多，而缺少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相應機制?
　　這需要全社會的支持和努力。
　　今年秋季學期到來之際，北京市教委將“社會大課堂”作為一件禮物，送給全市的中小學生。“社會大課堂”集納了千余家社會資源單位，遍布全市18個區縣，涵蓋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面向學生免費或優惠開放。其中，不僅有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公益性文化設施，還包括工廠、農村、社區等實踐性很強的社會資源單位。
　　雖然“參觀”與“參與”相比還有很大距離，雖然還缺乏長效機制的支持，雖然整個社會的共識還遠未形成，但至少，這是一個由教育部門發起的，有益的、嘗試性的開始。
　　我們相信：有了開始，就會有繼續，有前進。
　　100多年前，托馬斯·杰斐遜為自己寫下墓志銘：“這里埋葬著托馬斯·杰斐遜，美國《獨立宣言》和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的起草者及弗吉尼亞大學之父。”
　　他希望人們記住的，是他為后世留下的精神財富和教育貢獻，而不是他曾工作了8年的顯赫職位——美國總統。
　　教育就是這么偉大的一項事業，它使每一個投身其中的人，都擁有超乎名利的財富——尊嚴與自豪。
　　而教育之所以如此偉大，是因為它關系到每一個人的成長和發展，關系到國家與民族的興亡。正如教育部部長周濟所說：“大國崛起的進程，與人力資源的開發相伴隨。教育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這個國家能否在紛繁復雜的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只有教育興、人才興，才有經濟興、國力興。
　　肩負著重大歷史使命的教育工作者，需要在不斷的深刻反思中，奮然前行。

注釋：
　　①吳康寧：《為什么學校會對學生的發展不負責》，《教育研究》，2007年第12期。
　　②李鴻谷：《中國制造的模式之變》，《三聯生活周刊》，2008年第17期。
　　⑨楊晨光：《沒有創新氛圍出不了創新人才》，《中國教育報》，2008年6月28日。
　　④方玄昌：《物理學獎：上帝的臉，是對稱的嗎?》，《三聯生活周刊》，2008年第20期。
　　⑤李曜升：《尋找讓創新生根的教育土壤》，《中國教育報》，2007年12月3日。
　　⑥趙小雅、劉華蓉等：《“試題導向讓我們吃了定心丸”》，《中國教育報》，2008年6月11日。
　　⑦石述思：《袁隆平的成績單令人大跌眼鏡》，摘自新浪論壇。
　　⑥陳國陽：《成功的教育豈是一張錄取通知書》，《中國教育報》，2008年6月30日。
　　⑨薛涌：《美國是如何培養精英的》，新星出版社，2005年7月版。(責任編輯梁偉國)

    （人民教育雜志2008年年終綜述 劉群）